作品介绍：

姚留国

　　在中国共产党文登党史上有一位传奇的地下工作者，他就是当年文登三区的地下情报员姚国初。

　　姚国初是文登宋村姚山头村人，公开身份是乡村医生，他在村里开的药铺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文登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姚国初利用他乡村医生的特殊身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补充武器装备，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特别贡献，受到党组织的多次表彰。

　　一、行医持家

　　姚国初，1912年生于文登宋村镇姚山头村，学名姚中嵚，字卧云。自幼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读过四年私塾。因无法从事农活便承父业从医。13岁那年，父辈分家，父亲分得药铺财产。从此，姚国初便随父亲四处奔走为乡亲诊病治病。

　　后来，父亲去大连谋生，作为长子，19岁的姚国初挑起了包括母亲、妻子、女儿和两个兄弟的六口之家的生计重担。

　　四五年后，妻子曲紫鹃因忍受不了家庭生活的艰难而自寻短见，撇下了只有4岁的女儿姚秀贤。为给妻子办丧事，姚国初借钱买了一口棺材，后来为了还债，又把家里的五亩七分地抵押出去，生活更加困难。

　　姚国初聪颖过人，好学上进，自幼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行医来维持，可他总忘不了买书，数年下来，家中藏书几百册。这些书，大部分是医药书，也有“四书”“五经”、报刊杂志以及无线电之类在当时十分罕见的书籍。

　　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给乡亲看病治病有求必应，因此深得乡亲们的敬重。

　　从1931年到1943年去世，姚国初在12年间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国家要闻，叙述村事民趣，留下了时代变迁的印记，有着宝贵的史料价值，对乡土民风研究意义重要。日记全部用毛笔小楷写成，字迹隽秀俊美，堪为小楷字帖。

　　可惜的是，这些日记由于年代久远，历经沧桑，大部分已经散佚，只保留下其中三年的原稿，现藏于文登史志办公室。

　　二、光荣入党

　　1935年5月，姚国初经邻村硝滩地下党员于日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姚山头村最早的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由当时三分区区委书记宋旭春同志引荐，他见到了当时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张连珠同志给他讲了党的性质及对党员的要求，特别交待了他作为党的一名地下联络员的特殊任务。

　　吸收姚国初入党，党组织当时是有着充分考虑的，根据他的特殊条件可以更隐蔽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一是姚国初的姑舅弟兄（表兄弟）刘沛夫当时在八路军西海司令部任侦察科长，凭这层关系便于联系工作。二是药铺作为地下情报站，隐蔽性比较好，且姚国初以乡村医生的公开身份联络工作十分方便。三是姚国初的叔伯兄弟姚冠伦当时在国民党丛镜月部任营长，可以通过此人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后来事实证明党组织的考虑是正确的，姚国初没有辜负党的期望。

　　三、巧购油印机

　　1935年，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更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华民族的狂妄野心。

　　为了拯救已经陷于危难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已经做好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的准备，这种准备最有力方式就是成立人民自己的武装。

　　这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荣成、海阳、牟平等县领导和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史称“一一·四”暴动。为了扩大宣传，发动群众，急需一台油印机。油印机作为当时先进的印刷工具，在文登县只有县政府、第七乡师（文登师范的前身）、文登中学才有，农村是没有的。

　　怎么办？

　　党组织派人四处寻找，从乡村学堂到县城会馆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地方，也没有搞到一台油印机，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外地购买。问题又来了，即便托人在外地买到了，怎么邮寄到文登？经过再三考虑，党组织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在上海药行有熟人且刚刚入党的姚国初。

　　这一天上午，姚国初同往常一样正在药铺里忙活，铺里坐着好多等待看病的人，还有几个无事坐着闲聊的村民。“姚大夫，挺忙啊。”循着问候声，门口走进一个人来。姚国初听来人的声音有点耳熟，抬头一看，邻村硝滩地下党员于日藩已经站在了自己身旁。虽说两人已经是同志了，可那是别人不知道的秘密，他不露声色地向于日藩打招呼：“怎么了，哪儿不熨帖（舒服）？”“哎呀，浑身不得劲儿。”于日藩说着点了点头。“请坐下等一会儿，把这几位的病看完了马上给你看。”姚国初知道于日藩来找他一定是有要事，但是，为了保密不能把看病的人辞退了，就这样暗示于日藩。他还是照旧给大家看病，只是把看病、抓药的时间抓紧了。

　　等到给所有病人看完病，天已经接近晌午。本就身体虚弱的他累得大口喘气，不停擦汗。看病的人都离开了，闲聊的人也走了，姚国初叫妻子做了饭留于日藩吃午饭。于日藩知道姚国初家里人口多，不富裕，就说：“有点事我和你说完就走。”姚国初说什么也不肯，再三挽留，就开玩笑说：“你的病我还没有看呢，这样走了不合适吧。”于日藩见姚国初也很实在，就留了下来。吃饭间，于日藩告诉姚国初说：“三分区书记宋旭春同志让我来找你，说组织上决定年底准备在天福山举行武装暴动，需要一台油印机。可是，整个文登找遍了也没弄到，叫你想想办法去上海买台回来。”

　　姚国初一听有些为难，说：“上海我是有朋友不假，可是，他们都是药行的，根本不接触油印机。再说，上海老蒋控制得很严，这种只有搞宣传才用着的东西……”

他有些犹豫。“那怎么办？组织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搞不到，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能不能想想招？”于日藩也急了。“好吧，请组织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虽说暂时想不出恰切的办法，他还是毅然地接下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送走于日藩，姚国初马上给上海药行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谎称自己印药单急需一台油印机，要上海药行的朋友帮助购买一台，买到后夹在草药里邮寄过来，并再三叮嘱，务必在重阳节之前寄回，说是自己打算在秋收一结束就开始印药单。

　　可是，油印机那时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是紧缺货，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还是不见上海的回信。姚国初为此十分焦急，也无法写信去催问。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的一天，姚国初这才接到上海药行朋友的来信。信里告诉他油印机已经藏在草药袋里邮寄到文登信局子（邮电局）。

　　文登城离姚山头有五十多里地，往常的药材他都是雇人家的驴车去文登城把药材拉回来。这一次，因为里面有油印机，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只好自己推着地拱子车亲自去趟文登城。

　　当时的文登城被国民党据守，“一一·四”暴动以后，国民党山东党部派心狠手辣的展书堂在文登各地大肆搜捕暴动人员，出入文登城时，国民党盘查极其严格。

　　考虑到党对油印机的急需，姚国初还是决定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亲自去文登取回这台来之不易的油印机。

　　第二天，姚国初早早吃了点饭，就推上地拱子车上了路往文登城赶去。

　　临近年底，天气冷得很，不巧又刮起小北风，还飘起了雪花。妻子劝他：“今个就别去了，你病病恙恙的，等天好再去不一样？”“不行，不能等，那东西放在信局子里我不放心，防备夜长梦多。”

　　他还是冒着风雪上路了。一路上，本就患有严重哮喘病的他，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一直到了下午才来到文登信局子。

　　取了货以后，他找地方匆匆忙忙吃了点东西，就急忙往回赶。直到掌灯的时候他才推着藏有油印机的药材回到家。

　　去文登这一趟，他累得够呛，回来一病就是七八天。

　　油印机取回家后，他不敢贸然行动，连夜把油印机包好藏在院子的菜窖里。几天后，他以看病为名去硝滩村找到于日藩把消息告诉他。当天晚上，于日藩就派父亲取回油印机，由他转交给党组织。

　　这是姚国初入党后第一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常常为油印机未能按期送到党组织手中及时为暴动所用而感到深深内疚。

　　此后，姚国初利用上海药铺这层特殊的关系，多次为文登党组织秘密邮购了许多特殊物品，先后邮购过收音机、电话机、发报机及配件等军用品。

　　四、加工子弹

　　1939年，抗战处于艰苦的阶段，游击队子弹奇缺，为了装备武器，有力地打击敌人，党组织要求姚国初想办法搞些武器装备充实昆嵛山里的游击队。接到任务后，他委托在国民党部队供职的本村朋友想想办法。

　　几天后，那朋友来药铺找到他，偷偷告诉他在回龙山后的山沟里埋着十几箱子弹，这批子弹是几年前国民党部队在败退时，那朋友偷偷在那里埋藏下的。

　　得知消息的当天下午，姚国初带上镢头和条筐，以上山挖药为名去了十里地外的回龙山。一个下午，他一个人在山上挖药等待，直到太阳落山了，他才去山后的沟里找到半坡上那块做标志的大石头，他在石头右边小心地用镢头轻轻地挖起来，挖了没有几镢头，果然露出木箱的一角，他的心激动地跳着。他小心地打开木箱的一角，看到里面码得整整齐齐透着铜锈的子弹。他重新用土掩盖好，连夜赶回家。

　　第二天夜里，他叫上大弟，两人推着一辆地拱车再次来到回龙山后找到埋藏地点，挖出子弹箱，用车推回家。

　　兄弟俩一共忙活了三个晚上，跑了几十里路才把十几箱子弹搬回家。

　　这些子弹由于埋在地下多年，有些弹壳已经锈蚀，火药也潮湿了，没法直接使用，必须拆卸开重新组装。

　　姚国初发动全家人，包括60多岁的老母亲、两个弟弟和8岁的女儿，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子弹一颗一颗卸开，倒出火药在后院晾干，把弹壳锈斑擦掉，重新组装。

　　全家人利用几个月的晚上，加工完这批子弹，一共一万多发。子弹加工完成后，他通过于日藩及时通知游击队。

　　一天夜里，游击队派人把子弹取走，及时补充到队伍里，受到区委的表扬。

　　五、进山“盗书”

　　1940年2月下旬，郑维屏、王兴仁等国民党地方武装组成“抗八联军”占据了昆嵛山地区，他们以昆嵛山为根据地勾结日军，助纣为孽，经常进犯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文登地区严重威胁抗战的最大祸患。

　　为了彻底消除这股恶势力，集中精力进行抗战，这年的9月下旬，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消灭昆嵛山的“抗八联军”。

　　为摸清“抗八联军”的军事力量与军力布置情况，党组织安排姚国初到时任三营长的叔伯兄弟姚冠伦那里，刺探有关情报。

　　这一天，姚国初吃了早饭就出发了。来到国民党丛镜月部驻地小英村，哨兵把他挡在门外不让进。他说自己是一营姚营长的弟弟，一个哨兵亲自找到营长汇报家里来人求见。不大一会儿，哨兵带着姚冠伦出门领人。姚冠伦一见是姚国初很是热情，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姚国初把带来的酒递给姚冠伦，客气地说：“冠伦哥，你好几年没回家了吧？”姚冠伦叹了口气，牢骚道：“咳，当兵的人脑袋瓜子都别在腰带上，还不知道末了能不能回去呢。要是打日本鬼子咱心里倒好受些，这可好，见了日本人的面就跑，没有个好！”姚冠伦问：“国初，你看病走到这儿？”姚国初说：“不是。我去院东看大姑，顺便来看看你。”“哦。”姚冠伦知道国初说的不是实话，一定是带着任务来的。“冠伦哥，你们也属于‘抗八联军’上头的？”姚国初突然问姚冠伦。“你问这个干么？”姚冠伦向窗外看了看，怀着几分小心。姚国初笑着说：“不为么，我就是听人家说‘抗八联军’的名声不大好。”又压低声音说，“我看胶东的形势，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姚冠伦对着姚国初摇摇手，轻声说，“别看他们怕日本人，自己的设防可不马虎，你看。”说着从文件箱里取出一份“抗八联军”的兵力部署命令放到桌面上。

　　见外面没人，姚冠伦起身对姚国初说：“你先坐着，我去趟茅房。”说着顺手把那份兵力部署命令拿起来拉开抽屉放进去，却没有把抽屉关上。

　　姚冠伦离开了，随手带上门，屋里只剩下姚国初一个人。于是，他小心地把抽屉稍稍拉开一点，仔细努力用心背记上面的内容，到姚冠伦回来时，他早已把“兵力部署命令”上标注的“抗八联军”在昆嵛山地区的主要兵力部署点及配备的武器装备熟记于心。

　　他知道这又是姚冠伦故意暴露给他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姚冠伦对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早就心怀不满，多次把军事情报透露给八路军。

　　得到情报，他急忙告辞回家，连夜跑了二十多里路，赶到驻在宋村镇紫金山村的八路军东海军分区司令部做了汇报。

　　当时，东海军分区司令部政委徐戍前（原名蔡雍泉），听了姚国初搞到“抗八联军”在昆嵛山兵力部署的汇报，风趣地说：“这次情报的取得就像三国‘蒋干盗书’。”在场的几位军区领导被逗得一齐哈哈大笑。

　　根据这份情报，八路军东海军区周密部署，五旅十四团和五支二团，于来年的1月8日一举歼灭了“抗八联军”，解放了昆嵛山。

　　姚国初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享受着在职军人待遇，包括生活费、服装费每月8块大洋，但由于保密的原因，他却享受不到当时的军属和代耕待遇，生活一直十分困难。

　　1941年文登三区解放以后，他曾经向组织提出要求随部队公开工作，党组织考虑工作的需要，劝他继续隐蔽身份秘密工作，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默默为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3年，姚国初终因多年患病不愈，加上四处奔波身心劳累去世，年仅31岁，身后留下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