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王宁远，太学生。祖父王作求，邑庠生。父亲王兰升乡谥为"文孝"。三代以公贵，获赠光禄大夫。曾祖妣盖氏、祖妣柳氏、吕氏，妣贺氏、于氏均赠一品夫人。王垿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其父王兰升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兄王塾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后授检讨，任广西桂林知府。在胶东王氏家族有"一门三翰林，父子九登科"的赞誉，备受书香门第羡慕，在民间传颂至今。王垿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少年曾得父授，勤习隶、行、楷书。在京又拜同乡光绪二年状元曹鸿勋为师，入室学习书法。王垿是清末创新派之一，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汉隶及魏、晋、唐之名碑、帖融会贯通，终于形成雅俗共赏、形体长方的正行书，亦称"垿体"。

王垿，村乡党称其为"二翰林"以区别于兄，族堂号为"敦睦堂"，目前蚬子湾有四大支系，与垿不是同一支系。垿系庶出，母不详，兰升侍姬，怀孕后为主母遣，后垿生，及长，垿始归宗，受教于家塾，后成名，居住于莱阳城里大寺街，时大寺街皆乡仕宦，族有孀妇某氏为伯所卖，夜去莱城告诉垿，垿即令人捕，孀妇伯即去关东，终生不敢返乡矣。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社会较为动荡，天津、青岛这些外国人的租界便成为逊清遗老们躲避战乱、颐养天年的好去处。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去了天津，王垿也早早来到了青岛。除了王垿之外，军机大臣吴郁生、恭亲王溥伟、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长刘廷琛、变法失败的康有为等也都先后定居青岛。与那些逊清遗老不同的是，定居青岛后的王垿从不过问政事，甚至顶住压力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作为一名富有远见卓是的政治人物，王垿的内心是矛盾的，既有对清朝灭亡的惋惜与无奈，也隐约预见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终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因此，他整日纵情于山水、寓乐于书法。这体现出一个整治家的智慧与无奈。

庚子拳匪难作，辅臣昏眇，亲贵称太后旨(当时迎合慈溪太后的愚痴)，猖狂扇乱。袁、许诸公以直谏被戮(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冤死，见百度词条)，公发愤忧悲，复抗疏极论其事。疏成，为某公所抑，(阻拦)。且语公曰:"东市朝衣，吾已哭数日，诚不忍见吾子再撄奇祸(我不忍心看见你再遭受祸害)，大难方殷(盛)，尚望韬敛锋锷，(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为邦国自惜"。公感其语诚，置未上，而意殊郁郁。

若王公耿直之为得行，为吾邑又添一左懋第哉?国恩养士，抗疏震廷，蔡东藩评曰:许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谏而致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谁为为之，以至于此!王公系忠臣文士，国家存亡之秋，不必捐躯，况汉士以为岳武穆之对敌哉?

"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这是上世纪初京城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垿"当然是指王垿，"谭"便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王垿不仅是官居二品的朝中大员、"山东京官领袖"，更是名动朝野的书法家。王垿的书法，和谭鑫培的唱腔一样，当时非常流行，受人追捧。京城的银号、钱庄、酒楼、茶馆、绸缎布店、洋广杂货，所挂的牌匾、对联多出自王垿之手，众商家对王垿的字可谓趋之若鹜:北京西单天源酱园有四幅条屏"天高地厚千年业，源远流长万载基，酱佐盐梅调鼎鼐，园临长安胜蓬莱"就是王垿写的，可惜被毁;老北京的绸缎庄瑞蚨祥、天津绸缎庄谦祥益的匾牌，也都出自王垿笔下。定居青岛后，求书者更多，所书匾额远胜于在京为官之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岛城商家有求书匾额者，王垿无不欣然应之，故青岛商号之牌匾多出自他的手笔。王垿在崂山的刻石众多，其中"明霞洞"和天后宫"有求必应"两块匾额尚存。[1]

。王垿作临漳县志序